鲁泰研究 (2007~2009)
纺织业的变迁之（二）
地震吸引了眼球，并形成道德标杆，使得在这个时候谈论赚钱似乎在道德上会被质疑，但从一个更久远的视角上看，人类存在于地球已经超越百万年之久，人类的文明史上，天灾一直不断，但人类作为一个群体，却越来越如老鼠或蟑螂般大量繁衍，甚至可以看成地球的一种癌症，而在最近的几万年间，文明高速发展，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的社会物质生活和对世界的了解认知，更有深刻认识。期间天灾所带来的伤害及对生命的创伤，远没有各种战争、革命、镇压、大屠杀，乃至假天灾之名而实为人祸所导致的饿死及为劣质房屋压死的人更多。
正是各种知识的发展，使得人类的生活有所改善，也正是知识和制度的发展，使得人类在许多地方，已经得以脱离贫穷，愚昧，极、权，而免于再度饿死或为房屋压死，申诉无门。如同森所指出，自由言论和媒体的开放，作为一种知识上的积累，减少了天灾的伤害和死亡。而这也一过程，包括森的言论和文集，同样被禁止，删节阉割。
体现在资本市场上，资源通过试错，通过买卖投票，最终被合理投放到更为需要的地方去，而这正是朝圣山诸人当日所指出的，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在整体知识和信息的整合上，有着更为优胜之处。长期上看，投资赚钱，实际上是社会对正确知识的一种奖励。在这一意义上，赚钱之道，实际也是知识之道，是远比歌颂主旋律更为有利于人类面对灾害之道。甚至退一步说，没有赚钱，何来捐输？而从更加长远的立场上看，如同笔者一贯的观点，-------地震充其量只是一场重感冒，市场，仍然是目前反对极、权的唯一力量。由此为在震后铺天盖地一片歌颂声的主旋律中，继续谈论赚钱之道辩护。
上一节写到，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直到1914年之前，英国出口的纺织品，占全球的70%以上，典型的例子，如1907年，英国所出口的棉纺织品，便占据了英国总产量的89%，此时的英国是外向型的全球纺织品工厂。值得探讨的问题是：
-
英国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其在17世纪以来的技术优势，从一开始领先于全球其他国家地区，并积累形成一种 技术先行优势 ，由于技术的演化需要时间积累，因此，其他国家和地区，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模仿来超越英国。
-
1840年以来，美国参与并开始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全球的技术发展，特别是重工业方面，是以美国和德国为领先。尽管这一场革命并没有第一次工业革命那样充分具有历史意义，但其创造、发明的大量技术及其应用，乃是当代许多工业的基础。美国同样有纺织业，（比如一直延续到后来成为巴菲特的投资公司的纺织工厂）但却没有和英国一样，发展成为一种面向全球出口市场的外向型经济，反而是从1840-1914年之间的70多年间，继续让英国占据出口市场。在不再存在技术领先优势的情况下，是什么让英国继续占据全球市场？
-
从1914年到1930年，不到20年间，在纺织业上，日本飞快的超越了英国，到1940年以前，日本的棉制品，在全球出口市场占据了39%，而英国的市场份额，下降到27%。是什么力量使日本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打败了英国？
-
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标准解释模式，$$产出 = 技术 * (资本，人力)$$在工业时代，技术和机器捆绑在一起，只要资本家有钱买的起机器，然后雇佣工人，理论上说，工厂是可以到处迁移的，在一个平面化的地球上的任意地点制造产品。但实际上，上面英国和日本的纺织业竞争故事说明，在这个模式之后，还有其他因素作用于工业史的变迁之中，使得纺织工业没有出现一种到处百花齐放，随时随地自由迁徙的所谓平面化竞争，而是出现一种依托某些资本主义化的国家，并在时间上是线性竞争发展的局面，那么，制约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全球平面化竞争的约束因素是什么？
-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到20世纪末，在经济上高速崛起，在电子，纺织业诸方面成为世界工厂，其原因常常被解释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于以低工资、低资金成本（尤其是公共资金）、低土地价格和低不可再生资源价格为驱动。而现今各种制约因素，特别是劳动力成本的急剧上升，将使中国丧失制造业优势。而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相关的纺织、电子制造业将外迁到越南等人力成本更为低廉的地区，带来与台湾类似的产业空洞化问题，这种说法是否正确？对上述纺织工业变迁史所继续的纵向考察，将有利于解答上述问题，并为未来中国纺织工业走向提供一个可能的线索。带着上述这些问题，可以来继续探讨纺织业的历史。
纺织工业从一开始，是一门与水密切相关的产业。比如织染漂洗便要用到大量的水，而自1790年第一次用水力来作为动力，推动纺织机以来，水也是重要的动力来源。河流本身也是物资进出的良好的运输渠道。所以，早期的纺织业都零散围绕着河流展开。这是纺织业一开始的地理因素，水流即是演化博弈论所谓的聚点。比如英国的纺织业，集中于兰开郡，特别是欧德汉姆河，而美国的纺织业，一开始则集中于弗尔河。从这一角度说，历史传统上，纺织业不会出现在中东等沙漠地区。同样也不会出现在中国陕西、山西、新疆等水资源不丰富的省份。
从机器的发明、发展史来说，机器的出现，一开始仅是在某程度上代替了人力的部分功能，随着逐步的功能模块化，长远的终极目标，是完全彻底的自动化生产。相信在未来，智能机器人将完全在动力上代替人力的作用，并进一步拓展了人类对自然和物质的认识。但人力并没有因此废弃，在机器尚未达到的模糊判断、分析能力方面，人力的作用仍然不可代替。这个过程从工业革命开始到现在约300年的时间中，一直在进行并仍然在继续中，在可见的将来，相信将有大量并长足的发展。
比如说，在春秋战国时代，使用弓箭，百步穿杨，除了需要有好眼力，还要求有手的力量及稳定性，而这几种因素，需要集合在一起进行。力量和准确性的要求，使得神箭手的数量极少。但弩的出现，使得拉弓，射箭被分解成为两个不同的动作，并分阶段进行。材料的改良，可以使拉弓上弦这个动作，由几个大力士来完成，而瞄准、射箭也进一步被分工专业化。在这个过程中，人力的素质要求被工具分解并专业化，而从整体上说，射箭的准确率和射程却提高了。由于竞争的作用，最终打胜仗的，是投资改良技术和培养专门化人力一方，打败了数量极少的养由基。
另一个简单的例子，是搬运工。最简单的搬运，就是依靠人力直接提起重物，然后搬运，在古代，建造一个金字塔，需要数十万人力来搬运。在轮子发明以后，搬运过程被分解，相应人力的素质也根据过程被分解—搬上车，运输两个步骤。由此，搬运的效率和产量被提高。对于同样的产量来说，工具的发明和使用，节约了人力。当轮子被进一步更替成为林德叉车之后，载重量和速度又进一步提高。需要的人力，不再是大力士，而是类似于汽车司机的判断力和敏捷性。最终，一个流水线设计的自动传送带，便彻底代替人力完成了一个搬运过程。
机器的演变，从初期粗糙的原始工具，慢慢变成设计精良，生产准确，可持续大量生产的自动化流水线。在早期，研发既包括兴趣，也包括一些偶然因素。但自工业革命时代以来，研发除了个人兴趣之外，最终是由市场推动并评判的。每一代新的机器的发明，价格上都应该比原来的机器贵并导致原有型号机器在价格上的下降，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人力和资源投资用于研发机器。而作为资本家来说，对新出现的机器的采用，均意味着成本更高，资本密度也更高的投资，这种投资势必要么依靠更高产出、更好质量，要么能够降低人力成本，在这些方面上得到补偿甚至有效的降低单位产品的成本，才能够吸引资本家去投资采用新的机器。
在这个生产及代替过程中，正如卡尔马克思所观察到的，人力，实际上是附庸于机器的。当机器出现以后，传统手工娴熟的手艺工人的工作便不断的被非熟练工人大量代替。技术变革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对手工技艺的攻击。而每一种机器，每一次技术变革，既废弃了过去的手工技能，又带来了新的手工技能要求。
在英国的整个纺织业发展过程中，有两个关键流程是极其关键的，早期是纺纱，后期是织布。而从历史发展看，多种带着历史印记的制度和组织形式，均是和纺纱过程配套发展起来的。纺纱机的变化，是其中一个主导技术，纺纱工，在机器动力出现以后，便离开以前的手工纺纱机，开始上在普通纺纱机上工作，后来更进一步在自动纺纱机上工作，这是整个价值链的关键因素。也是整个制度因素的关键。
普通纺纱机和自动纺纱机的主要区别是，纱线的缠绕不是自动进行，而需要人工缠绕，需要协调性、注意力和技术，工人长时间工作，注意力不集中出现疏忽时，便容易出现断线而需要将机器重新启动。这时的重新启动，不是如电脑一般按一下按钮，而是需要去真正用手去推动极其笨重的机器，使其运转起来。于是，在这方面，男性员工比女性员工及小童在体力上有先天上的优势。随着普通纺纱机为了追求产能而变得体积庞大时，这一优势更加明显。但自动纺纱机一旦出现，使得配合这种机器的工作，便集中于接线这个工作，而不是对机器的推拉工作，此时，需要的人力技能，不是体力，而是缠绕纱线的精准熟练，相对女性和童工或许更有优势。
这便带来一个问题，在上一代普通纺纱机上已经技艺精熟的男性技工，便面临着需要重新开始学习，和非熟练的女性技工竞争，甚至在某些技能上，远不如新技工的尴尬局面。
同样，由于机器的变化，也带来另外一个职业，机器看护工的变化。在英国早期，比如1875年，这个职业所包括的工作，是检查机器的磨损情况，包括各种吊绳的松紧情况，清理齿轮，上油，润滑。这个职业在当代，类似于机器维修工。在普通纺纱机时代，由于机器经常出问题，而制造机器的工艺本身，又使得一台机器可能与另一台机器不同而具备自己独有的特点，因此，长期使用某台具体机器的工人，能够深刻的摸通这台机器的脾气，甚至有些人能够配合它而发展出某些特殊技能。随着时间过去，配备在这台机器上的工人团队，便类似一种师傅和学徒团队，资历较长的工人，教导新招聘进来的工人，来完成其中粗重廉价的工作，而自己则充分利用其对机器特性的熟悉，承担机器看护的角色。进一步形成一个 纺纱工-接线工 的分工体系。而这样一个工作，在自动纺纱机出现以后，则继续进一步演化，纺纱工便变成专业的机器看护工，不但负责接线，也负责机器看护，维修，形成 机器看护工-接线工 体系。长远上看，只有在电气时代进入大规模生产及专业化之后，这部分工作才由受过电气教育的技工来专门负责，而在小规模的作坊中，往往是由一个能够完成所有工作的通才来负责。
从17世纪开始发展的英国纺织业，相对于其他国家此后面临的工业化转型问题来说，有更充足的时间，来显示在这个过程中，各种非新古典经济学所描述的力量，个别发展制约企业的经济生产导致的结果。
在新古典的理论框架中，制度并没有列入一个作用因素。企业被看成一个黑箱式的生产函数，产能，仅仅和技术水平、资本投入和人力数量有关。而厂家在市场上的竞争，被假设成为一种自由竞争的均衡状态，在这种情况下，由成本和售价之差决定的利润又成为产能的线性函数。于是，在技术水平，资本投入相同的情况下，人力成本的高低，将直接与竞争的结果相关。因此，任何完成制度转型，后发追赶的国家，最容易观察到并用来解释其产业的成功的主要因素，便是人力成本的低廉。许多80年代在汽车业上被日本打败的美国人用这个理由来解释他们的失败，同样，许多被中国的纺织电子业打败的国家和工厂，也用这个理由来解释他们的失败，而剩下的必然之义，就是一旦人力成本提高，就必须外迁。
但现实并非如此。一个企业最终卖出的产品的单位成本里面，非但包括了那些制造出来，但没有卖出去而需要减值或者废弃的部分，也包括那些制造过程报废的产品，更加深入的，制造产品的成本，除了包括人工成本之外，还包括各类财务费用、土地成本。另外，同样一台机器，面对一帮努力工作的工人，和面对一帮充满怨气的工人，产量和质量可能完全不同。于是，人力素质的差异便显现出来。再进一步，现代的生产，涉及大量人员群体的组织管理，合作问题。分工带来的管理问题，正是拿高薪的 MBA 们投资学习的关键核心部分，大量 MBA 的存在，正说明了在技术、资本、人力之外，管理上的差别，会带来不同的产出效率。而不同的分销渠道和营销能力，也为同样的产品，带来不同的销售值和利润。马克思或许会将这部分差异，称为剩余价值。如果一个均衡的经济状态真的存在并可以衡量的话，哪么，这部分价值与其差别，或许可以被称为剩余价值。每一个企业所追求的，便正是超过其他公司的剩余价值，而非一种平均利润。（参见笔者之前的《经济学和管理学知识范式的差异》一节）但这部分剩余价值，并非完全来自生产线上的第一线劳动工人，除非马克思所指的，是这个公司所有员工所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但这部分里面，依然包含了资本的价值，以及公司管理人员出错时，股东所必须承受的血本无归的风险价值。
在如此之多的非新古典经济学范式所包括的影响因素中，处于不同社会框架、体系下的不同公司，由于不同的外部环境条件，内部管理体系，会表现出千差万别的面貌，而在公司之名下，这些不同的竞争力最终会交到市场上来评判，这就是公司作为一个竞争衡量单位的实质。（参见笔者之前的《企业的实质》一文），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讨论制度因素、人文环境因素等，才能理解在类似的技术水平，机器，人工工资情况下，为何企业和企业，会出现不同的竞争力，更进一步的，人文，环境，地理，经济因素，均超越了资本家所能控制的范围。事实上，资本家所能控制的只是投资的资本，选择的机器、管理模式、投资规模等少数因素，那么，在既定的约束条件下，这些因素又是如何影响了资本家的选择？再考虑工人的博弈选择的话，那么，这些因素又会如何进一步导向不同公司、工厂对于不同技术的选择？
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另一个极其深远的变化在于，人类从此无法返回到工业革命之前可供选择的自给自足生活农业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于我何加的与世无争生活不再可能。这一过程从英国开始，传遍欧洲、亚洲，甚至本来尚未进入这个技术革新进程的中东诸国，由于此后石油矿物的大量应用，被卷入这个全球分工的链条。而蒙古草原上的牧民，则受惠于流动电话的普及。全球化不可抑止并加速进行。
从农业社会转型到工业社会，带来的一个组织问题，便是分工和合作的问题，更为直接的，是雇工和雇主之间的利益分配争议带来的冲突问题。与农业社会不同的是，工业社会中可以观察到大量劳动力被工厂或者服务部门雇佣。以中国为例子，如果人口按照15亿来计算的话，有一半左右的人口，已经不再归类入农业户口，而就算那些被定义为农民的，实际上的工作，也不是单纯的集中于传统的农耕生活。
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家庭承包责任制，实际上是从农业转向工业的第一步。这个制度形式本身，意味着契约，而契约及契约精神，正是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石。考虑到中国的所谓改革开放转型，正是由1978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在30年间，所完成的，实际是英国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制度秩序扩展在如此短时间内的缩影。因此，实际上，考察过往300年的历史，有助于理解中国过去30年的工业化道路。
在一个处于演变中的经济体系中，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便是人们对于实际上所发生的事物的认知，要滞后于实际上的演变，也即是说，事物往往在发生了演变之后很久，才为人们所认知。这也是哈耶克所指出的，制度乃是自生自发秩序扩展之产物，而非人们所构建的根本逻辑。但对于一个开放出来，和外界接触并从外界学习的经济体而言，许多制度是可以通过直接的认知，并进一步被模仿、学习，从而可以完成一种有目的的模仿构建，而不必依赖于缓慢的自我演变、慢慢探索而进行。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出于对失去稳定的恐惧，以及对既得利益的防守，使得许多知识性的认知和制度性的建构，被人为的阻挠，有时甚至需要通过坦克来屠杀主张变革的学生青年，并在此后近20年的时间内，予以一种沉默的无形谋杀。这样一个过程的结果便是，观念性的认知，和现实的错位。
一个有趣的例子，便是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的观念问题。如同雷蒙阿隆在《阶级斗争》中所说明，这个概念在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版本中，均是一个核心概念。但这个概念在马克思的任何著作中，均没有得到任何的系统论述并明确定义。而马克思本人，作为一个蹩脚的政治家和预言家，也从没有试图去定义这个概念。在马克思的观念中，这个概念，并不是一个事实问题，而是一个可以随意选择的定义问题：马克思认为，
社会阶级只有当它具有自我意识时才真正存在，但倘若不承认阶级斗争，便不可能有阶级意识，一个阶级只有当它发现要对其他阶级进行斗争的时候，它才具有自我意识。
这样一种理论带来的问题，便是，究竟是谁才属于这个被共产主义先验选中的工人阶级？这个问题便类似于谁是革命党一样。阿Q也曾以为他自己是革命党，但在接收革命果实时，才知道自己原来不是革命党。但在被送上行刑台后，才又模模糊糊意识到，自己原来又是革命党了。马克思的工人阶级概念，正与此类似。
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实际上是一种极其有用的可供任意阐释的模糊框架。这样一种概念框架为斗争及其事后解释，提供了大量方便。当需要人为划分出集团时，集团便自然的被按上阶级的标签，并进行斗争，而这样的一种结果，便是1966-1976年之间，全民由于缺乏稳定的标签定义，互相斗争，最终导致整个社会体系制度的崩溃，并在一种天灾之名的情况下，大量的人被饿死或者全民性怠工。这样一个人类史上最为悲惨无耻的实验，最终通过安徽几十个农民，自发的以一种家庭承包责任制形式的血手印，来重新开始一次新的契约精神。
当统治者在煽动革命，夺得政权，不期望再来一次革命之后。这样一个框架，便被套用于一个所谓的全民所有的概念，企业由国家所有，国家由全民所有。从而，作为工人自己，不需要和那些代表自己的管理者去斗争。通过这样一种诡辩术来弱化工人阶级斗争这套理念被应用时的杀伤力。事实上，这样一个诡辩，当在一个不知所云的主人翁概念下，产权被耗散时，对于工人来说，还远没有现今美国500强的员工年金被用来购买自己企业的股票更有一种事实上的所有权，并可以进一步推进生产力的发展。
从一种定义事实角度来说，不管产业中的工人财产地位如何，无论如何去定义其社会地位，在技术上，他们乃是和机器，企业组织联系在一起。无论他们手上是否有其他股票，产权或者财富，只要他们受雇于他者，并利用某些他人提供的工具或者机器从事生产活动，受雇和雇佣之间的生产关系，或者契约关系便得以成立。从而便带来一个不完全契约所产生的效率损失，或者说，交易成本问题。也带来雇主和受雇者之间的博弈、冲突问题。而正是马克思主义框架容易把这样一个问题突出变成一种整体社会层面上的冲突激化，影响和谐社会，从而，在马克思主义框架关于工人阶级的地位，工会的存在，及与雇佣关系的问题上，官方一直处于一种极其尴尬的角色：一套作为保守主义沿袭下来的官方理论，和现实中自身的利益处于对立的地位。而那些教导这样一套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师，便在一种不知所谓、自欺欺人的无耻教育中，浪费粮食。
在英国的工业革命历史上，工会组织一直处于一种极具影响的地位。和马克思的工人阶级概念的泛全民性及极具攻击性不同，英国的纺织业工会，实际上是一种小团体组织。在纺纱行业中，师傅-学徒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演变成为一种内部承包制度，在一台纺纱机上工作了几十年的纺纱工，慢慢变成机器看护工，成为最高级的员工，并进一步控制了大接线工和小接线工。英国兰开郡的机器看护工，终其一生，都和一家特定的工厂和一个特定的纺纱机连在一起，除非工厂倒闭他才会和其脱离。而工会组织的存在，便是这样一些工人的联合会，目的是来保证这些人的收入及其地位。
这样一种内部承包制度，类似于日本的年功序列制的终身雇佣，在一个相对持续稳定的环境下，可以为最下层员工提供一种远景上的隐含激励，使得他们愿意接受年轻时候的低薪水来换取年老时的高收入，从而获得工人的支持。但随着时代的演变，组织中机器看护工，作为上层管理者和高收入者，其利益与下层的纱线工并不完全一致。随着自动纺纱机的引入，纺纱工和机器看护工的利益被分化，于是，这个联盟分化成为两个不同的工会组织，为各自的利益做斗争。而不是马克思所构想的，一种泛全民化的阶级。
工会这种斗争，是如此成功，以至于他们实际上控制了车间的生产，工厂的管理几乎是完全按照之前所确定的条文和规定来进行。这些内容包括需要雇佣的工人数目，职责和报酬，而这正是工会和资本家经过漫长的斗争之后所确立的默认条款，这些条款，几乎被看成具有法律效力，并为双方所默认。如同在上述关于技术变革的情形中所说明的，技术的变革势必带来原有熟悉机器的有力量的男性接线工被非熟练的女工和小童代替。而一个保守的工会，从一开始可能可以通过一种远景上的激励来鼓励员工在原有机器上努力工作，但一旦新的机器引入会代替、取消原来的工作，或者削减其工资时，工会组织的存在，便变成反对新机器引入的力量。并进而反对其他有可能取代其既有地位的变革。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1886年，伯尔顿的机器看护工联盟，禁止资本家雇佣女性接线工，并通过决议决定拒绝将接线技术传授给女童，或者为其创造任何工作机会。这样一个决议，是以女性的身体，由于处于闷热的纺纱房中，而容易出现衣着暴露的道德名义进行的。在后世的文字中，这样一个决议，更可能被解释为一种类似于最低工资法的保护底层女工的道德决议。但事实上，在所有道德的名义下，所进行的，却是为了保护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因为，最好的改善底层百姓生活的办法，就是给他们一份工作，并减少对他们的赋税和盘剥。
与其他后来成为世界工厂的国家比较，英国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其工会力量极大。工会组织及其契约条款这样一个传统的历史是如此悠长，以至于成为一种新进入的资本家，先验的默认其存在，并基于其上考虑其投资生产。而所签订的保障少部分工头的契约，事实上，等于资本家放弃了对工厂和车间的相当部分的在美国体系下所应该拥有的权力，来换取工人的和平协作所能创造出来的剩余。
在这样一种约束条件下，由于采用新的劳力节约型的机器，会引起部分既得利益者的失业而受到抵制，而员工的控制权又不在资本家及其管理代表的手中，从而，管理者所能做的事情，便是基于现存的机器、技术、劳力，转而寻找更为低廉的物料，以尽可能低的成本，生产出勉强合乎质量要求的产品，这样一种努力的结果，便是使用越来越劣质的棉花。
从编年史上看，这样一个转折点，大概发生在1889年前后。此后的英国资本家，在试图投资纺纱业时，采用自动纺纱机的比例极低。而在美国的佛尔河，纺纱业正飞速发展。与英国不同的是，由于纺纱业主要在集中在佛尔河边，30-40个工厂的投资是由7个关系密切的家族进行的，而工人则处于大量的流动状态。从而，资本家和工人的博弈力量完全不同于英国。在美国的纺织业，工会罢工的多次失败后，转而接受资本家的生产管理。对于工人来说，由于缺乏一种终身制的安全雇佣保障，从而更看重短期的薪水收入，从而处于一种高流动性。
面对高流动性的工人，美国的资本家，转而投资于采用更高程度的劳动节约型机器，比如环形纺纱机和自动织布机，减少对车间技术及熟练工人的依赖，从而得以雇佣更低成本的半熟练工人，在投资上，则把翼锭精纱机和自动织布机联合起来，成为一个一体化的工厂，这在英国完全因为受到工会的抵制而不可想象。而高资本密度的投资，进一步带来高质量棉花的使用，以获得高质量的产品产出和利润。
进而，美国的资本家投资于生产管理的改进，以提高生产的效率，这就是后来成为美国管理体系的典型特征之一的管理资本主义：将车间生产管理从车间的技术工人手中剥离出来，转而移交到管理科层制结构下的人事体系中去。同时，将人力招聘、培训从技术工人手中接管过来，转由人事部门直接负责。这样一种管理资本主义的突出成就，就是亨利福特的汽车装配流水线。通过一种流程的重新设计，使得工人的工作努力被机器的速度直接衡量。从马克思的角度，或许会认为这是将人彻底的降格为机器的附属品，但是，福特为了招聘到足够的工人，大幅度的提高了工人的薪水，每日5美元。在付出高的劳力工资之后，产量和质量依然大幅度提高，资本家由此获得更高的利润。
英国和美国的产业面貌的区别，由于工会力量的不同，最终出现了英国是以相对的过时的机器，廉价低劣的棉花，资本家放弃对车间生产管理的权力，生产廉价的产品。而美国则通过连续的追加投资，既包括对劳力节约型机器的投资，也包括产房设计的投资，管理结构、管理团队的投资，最终生产出更高质量的产品。这样一种产业结构，需要的，仅仅是市场规模的扩大，来降低每一单位的产品成本，以打败英国同样价格，但质量更为恶劣的产品。
事实上，英国的纺织工业的衰败，从1890年便已经注定，而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为日本所超过。其原因实质上很简单，1890年此后的20多年间的世界市场，多是欠发达国家，包括印度，中国，土耳其，埃及，巴西、阿根廷等地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白人殖民地。这些外国市场的消费者所需要的是价格更为低廉，而相对质量要求不高的产品。而英国国内的市场，需要的是质量更好的产品。这样一种市场分割，使得英国兰开郡的棉花产业，也分为两个体系，美国体系和埃及体系，以配合这样一个两部分不同的市场。
当1910年，日本的丰田佐吉游历美国和欧洲，深刻的感悟美国的新兴工业，回国后重新创办自己的丰田自动纺织公司及丰田棉纱公司，并进而在1927年，正式投产其自行发明的 G型自动织布机之后，这台自动织布机比传统贵两倍，但效率奇高，一个工人可以同时操作25台机器，却只能操作2-3台传统机器。新机器的投资，配合新使用的将美国棉和埃及棉混合起来的日本独有技术，加上美国生产管理体系的引入，更为廉价的劳力，很快使日本在纺织业上打败了英国。而日本的纺织业巨头，日后将其在纺织业上的经验，进一步带入汽车业，成为美国青出于蓝的学生。
由此可以回答文章先前的几个问题：
-
英国的纺织业衰败，事实上从1890年就已经注定，而延续多了30年，原因仅仅是因为市场并没有成熟升级到一个更广阔的层面，在消费者越来越挑剔的情况下，低端的产业必然被淘汰，这只是迟早的问题。
-
产业的升级需要投资，投资不但包括更为高级的劳动节约型机器的投资，也包括管理结构上的投资，以至于流程的重新设计，以及更加高质量原料的使用，而目的是生产更加高质量高利润的产品。
-
在这样一个升级过程中，手工技术型的熟练劳力越来越为机器所代替，转而配备的是适合新机器的劳力。但由于劳力之外的其他物资的升级投资，反过来会带动工人薪水的提高。因而工人薪水提高乃是必然之义，而不是竞争力丧失。
-
产业竞争，并非简单的全球平面化，而是一种必须配合各自的环境，文化背景情况下的综合竞争力的竞争，而非简单的劳动力成本竞争。各种非新古典经济学之外的其他社会文化因素及偶然条件，均可能影响产业的博弈。仅仅用劳动力成本来解释并衡量未来的竞争趋势，是不足的。
下文先离开从日本到香港、东南亚、中国的产业迁移讨论，转而利用前面所得到的结论，来进一步讨论一个具体的公司，在这样一个产业升级过程中，面对经济环境变化所应对的努力。
Michael chen 2008-6-9
Select Language